温哥华时间１月１１日下午，当我还在因为上桥抗议加拿大政府隐瞒张东岳一案的真相而出庭受审的时候，中国军方进行了一次外空试验，用导弹摧毁一颗废弃了的中国气象卫星。但是，中国媒体对此事一直没有正式报导。约一个星期之后，西方媒体披露了此事，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显然还“不知情”。中国官方一直等到十多天后的２３日才证实了该试验；但此后仍然闪烁其辞，并没有说明此次外空试验的真实原因。
本文将以问答的形式披露这次试验的内情。
问：你是谁？你为什么能回答这个问题？
答：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之所以知道这次外空试验的内情，是因为我被中共内定为第五代接班人。
问：这么说，你是个政治人物？
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人物。我是个加拿大移民；我知道加拿大政府和皇家骑警是杀害多伦多华裔女童张东岳的幕后元凶，我也知道布什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帮助加拿大政府掩盖此案的真相。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我一直在为张东岳讨还公道、声张正义而不懈努力。因此，我更希望公众将我看作是一个为维护社会公道正义而呼喊和奔走的人。
由于此事跟加拿大和美国的政府高层或政治人物有关联，我的经历难免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的因素；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主要媒体和精英人士也大多知道我的这段经历。但从我个人来说，我从小就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个性特别不适合参政。从职业角度来说，我最崇拜的人是美国著名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即便是现在，如果让我在为巴菲特做事和投身政治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所以，当我在２００５年夏秋之交意识到中国政府希望我回国效力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当然是希望祖国好、也乐意为祖国的发展和富强作贡献；但另一方面，“不要参与政治”是我父亲的遗训。而且，我不希望给人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为张东岳所作的努力是受中国政府指使的。这也是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尽量避免跟中国官方打交道的原因。
我是在去年年初加拿大大选期间，从当时反对党党魁、现任总理史蒂芬·哈珀的竞选纲领中才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仅希望我回国效力、而且是要培养我作第五代领导人的。(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我的博客在上次加拿大大选中的确曾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我只要一有机会，我都会一再宣称我的真实想法，即对参政不感兴趣。
总之，只要我人还在加拿大一天，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人。但无论我走遍天涯海角，我的赤子之心是不会改变的。
问：那为什么在你的博客《１３亿中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天》(英文)中，你要求中国政府考虑你作第六代领导人？
答：《１３亿》一文是一个逻辑演绎的结果，它完稿于两个月以前。我的推测是，正是因为该博客的发表，中共领导层中以曾庆红为主的“江系人马”才主导决定了进行这次外空试验。
该文的简单背景是这样的：布什政府对我博客中两处跟核武毫不搭竿的文字硬作出有关核武的错误解读，还要给我打上“核恐怖分子”的标签，一些所谓精英分子也跟着叫嚣要把我送进大牢。为了消除误解，我提供了我的文字的正确解读，也分析了布什政府的错误解读；在此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平衡。另外，当我在去年七月底、八月初意识到那两个错误解读之间还有一个“天大的巧合”之后，我便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运用事实与逻辑，“１３亿中国人民就是我要找的上天”就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在此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在该文中诚惶诚恐地提出以后做第六代(而非第五代)领导人的构想，除了文中所说的我年纪轻、经验不足和健康状况很差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觉得目前中共的体制有太多弊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我是很不情愿加入这个“大染缸”的；而且，根据我这一年多的观察，现任领导人胡锦涛一心想的是他的“核心”大位，不用说启动政治改革，他甚至不会从制度上来根治腐败。━━我的想法是，到第六代上台的２０２２年，这方面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问：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为什么胡锦涛一旦“核心”地位确立，他不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
答：好的。
我所知道的具体信息，大多来自网上一个名叫冼岩的人所写的文章。我也是几个月前才意识到，冼岩实际上是胡锦涛写手的笔名。(李扬可能是江泽民写手的笔名；自从被我暴光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由于冼岩的文章是公开的，我的博客也是公开的，任何人只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发现其中的故事。所以，冼岩的身份并不是什么秘密；不用说美、加政府，就连这些国家中那些关注我情况的媒体和精英人士也应该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在我揭示胡锦涛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想法之前，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以及我作为第五代在其中的“角色”。我在此用了一个引号，是因为我的所谓“角色”完全是被动的━━正因为我不想参政，我当然不想介入中共的内部事务，所以我尽量避免对其内部事务作任何评论，以免给人造成误会。这也是我在这次外空试验后一直保持沉默、不与中共合作的一个原因。
问：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答：有。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这次外空试验完全没有必要，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担忧和误会。我的“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反对这个试验。
问：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中共需要你怎样跟他们“合作”？
答：外空试验暴光以后，主导试验的中共“江系人马”一直希望我能将我现在正在写的文章中的内容暴光。这些内幕一旦暴光，胡锦涛的权力很可能会被削弱；同时我也将浮出中共台面。那时，外空试验的真实原因不用宣布大家也可以猜得着：中共是想借这枚打到外空的导弹来把我“捧上天”。
其实，说“江系人马”主导了试验有点不准确。２月２日在中央党校开班的领导干部学习《江泽民文选》专题研讨班实际上是个“倒胡”的安排。从这个研讨班的阵势来看，胡锦涛在中央高层实际上已成为孤家寡人。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我是在看了冼岩(胡锦涛)２月６日的两篇文章后才意识到的。
他的第一篇文章《我看黎鸣骂于丹》中有几个影射我的关键词：榆木脑袋、孔子、信仰。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我看的。他推测我可能正在写材料，而研讨班马上就要结束，这篇文章就是来专门给我捣浆糊的。这跟他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的《解剖何祚庥这颗榆木脑袋》一文的用意一模一样，只不过那时的截止日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日，即 １１月６日。(见后文)
第二篇文章《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支持上海“一月夺权”的？》部分是写给参加研讨班的人看的。他是想利用大家对我的陌生，将我比作毛泽东，先行在他们中间制造恐惧。实际上，我倒是发现胡锦涛及他的一帮御用文人一方面打压我，另一方面却偷偷地学我的点子，还学得不像。
问：你说的“捧上天”是什么意思？
答：“捧上天”或者“捧成神”，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困难之一。我是无神论者；现在别人要将我“神化”，我觉得不可思议，也无所适从。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源自于布什政府对我博客两个地方的错误解读之间的那个“天大的巧合”。现在想起来，中共“江系人马”早就有“神化”我的意思了。
我在博客中已经透露过，我第一次意识到布什政府对我博客有误读是在去年二月份。当时我从一位中国异见人士的文章中得知，以前在中国，核武器曾被称作为“纸老虎”。这位异见人士其实是曾任我母校校长的方励之教授。他后来在四月份的时候又写了一篇文章《一千年前的五月一日--“景星”高照》。(我要特地声明一下，我无论是对方励之教授的学术还是他的为人都非常敬佩，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据报导，几天以后的五月一日，江泽民带着全家高调登泰山、看日出。
冼岩(胡锦涛)的诸多文章中也有类似表述，只不过他多半是反对“神化”的。这也很自然。
其实，美、加等国政府以及关注我的精英分子都知道中共的这个打算。比方说，我的《１３亿》一文贴出后不几天，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用了accident of history, nice guy, calculating等词汇来暗指我的事。一月底，台独活动分子李登辉也对媒体放话，说他要学孔子周游列国，还夸奖胡锦涛，等等。
总之，中国这次外空试验基本上是从国内政治的需要来考量的，而不是为了展示军力。仔细想想也是，我的事情暴光以后，中国令人意想不到的核武实力也就随之暴光，打卫星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有两点中共没有想到：
一，办我案件的检察官不惜通过撒谎来找理由将我在温哥华的庭审延期；否则的话，中共可以一下子将我从牢狱捧上天空。(我认为加拿大政府不知道中共的外空试验计划，他们可能是发现了我在找外国领馆寻求领事保护。 为了避免闹成国际风波，检察官在政府的干预下，找理由将我的庭审延期。)
二，后来我又这么不跟中共合作。我知道他们是很失望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对加拿大人民强调一下：虽然我在加拿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加拿大仍然是我的第二故乡。千万不要因为中国这次外空试验的时机，就认为它是针对加拿大的。我再重复一遍：中国这次外空试验基本上是从国内政治的需要来考量的，而不是为了展示军力。另外，我相信中加之间的困难是暂时的。
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决定爆料了呢？
答：我有两点考虑：一是我发现国际上那些利用中国这次没有成功的(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外空试验来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政客反而是象切尼那样知道事情内幕的人。我觉得我有必要说出真相，以正视听。
第二点是，我觉得胡锦涛应该受到人民的问责。如果他因此下台，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说不定新上台的是一个对政治改革更有兴趣的领导人。
看过我博客的人都知道我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大期望。我近距离地观察了西方的、特别是加拿大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治理，深深感到民主不是个坏东西。我们不能因为布什讲民主，我们就不讲民主。一个好的制度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当然，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用渐进的方式，避免出现苏东那样的社会剧变；二是任何时候都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顺便说一下，布什号称要以在全球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大家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先看看伊拉克，再看看下文中布什政府对我和胡锦涛的不同对待，其真实目的就一清二楚了。
问：你接着讲中共的权力格局吧。
答：好的。
就像胡锦涛是由邓小平隔代钦点的一样，我估计我是由江泽民推荐的，而且我估计江泽民是从巴菲特那里知道我的。我依稀记得一篇报导，在我给巴菲特写了第一封信后不几个月，他就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江泽民在名义上退休以后，仍然在幕后通过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发挥着某种影响力。正如冼岩(胡锦涛)在其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５日的《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一文中所说，“外间盛传的胡曾联手，实质即江胡联手”。
他们两位领导人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也产生了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必须保证国家政策向左调整。而据我从２００５年秋季起开始的观察，他们的合作也是比较顺利的。但问题出在，我作为第五代迟迟未能浮出台面；这里面主要责任在胡锦涛。
其实，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让我浮出台面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那时，我刚刚戳穿了一个由美国布什政府主导的、由日本小泉政府、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马田以及台湾分裂势力参与的企图挑起台独重大事变的阴谋。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阴谋被我捅了个正着，过去一年来美国肯定会或明或暗地唆使陈水扁在台独路上走得更远，台海局势也会更加紧张，甚至上空很可能早就硝烟弥漫了。(详情请参见我的博客。)
其实，当时我也隐约感到了中国政府想让我浮出台面。在２００６年３月初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长李肇星激情抒发其爱国情操，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大，热爱和平、主持公道就好。”(我本人出身在一个名叫麒麟山的小山旁。)是啊，当时只要中国政府出面对加拿大的新政府要求“主持公道”，我估计哈珀总理是乐见其成的。毕竟在那个时候，隐瞒张东岳案真相的是他的政治对手马田，而且我在１月下旬的大选中是站在他一边的。如果当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后来陈敏的冤案，也不会有蒋国兵离奇的“自杀案”，更不会有达赖喇嘛获得加拿大荣誉公民的事了。
问：那后来中国政府为什么又没有将你的事情(或张东岳的案情)暴光呢？
答：不是他们不想暴光，而是胡锦涛邀功心切，想趁他四月访美的时候亲自暴光。但他访问白宫时又把这件事办砸了。
我在四月初意识到胡锦涛的打算时，心里就有一种不祥之兆。这种不祥之兆在我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的博客中通过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有所流露。因为我是过来人，知道这件事情暴光有多困难。特别是对于布什总统来说，于公于私他是绝对不希望暴光的。于公来说，他企图挑起台独事变的阴谋会被暴光，中美之间的核武平衡也将随着暴光；于私来说，掩盖张东岳案的真相将是他总统任上的一个污点。再说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暴光，容易吗？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虽然胡锦涛送了布什一套《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心理上可以沾沾自喜一下；但中国在这场外交推手中既输了面子、又输了里子。一般人可能还记得王文怡大闹欢迎仪式的情形；胡锦涛被弄得措手不及，后来还被布什扯住衣袖。
其实，这场外交推手还有很多内情。布什政府当然知道胡锦涛想通过提张东岳案来暴光的打算。他们将计就计，通过媒体释放了一个烟幕弹：在胡锦涛访问白宫的前一天，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导，说布什要向胡锦涛提一个在中国的北韩妇女的人权问题。这篇报导的目的就是来迷惑中国代表团的，它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了这样一个假象：你们提一个个案，我们也提一个个案，看似咱们打了个平手，但显然我们的个案更具轰动效应，我们不亏。当然，中国代表团没有料到布什的秘密武器是大闹欢迎仪式的王文怡，头条新闻因此被她抢去了；而且她跟我一样，也是个“抗议者”，胡锦涛自然不会再提我或张东岳的事了。我也没见布什提所谓这个北韩妇女的人权问题。
看完这一幕，我心里当然很失望。主要还不是因为胡锦涛暴光未成，而是觉得中国领袖人物在万众注目的国际舞台上给人一个木讷的形象。更为糟糕的是，美、加、英等国的很多媒体和精英人士都知道中国代表团输了里子。这件事对加拿大总理哈珀肯定也有很大影响。
但我还是想着要为中国领导人加分。在２００６年５月３日的一篇关于加拿大大选的博客里，我加了一段赞扬中国领导人的话，还特意用了ＳＭＡＲＴ这个词。我知道这边的媒体和精英人士在紧紧地盯着我的博客，我希望以此来替胡锦涛挽回一些形象损失。
问：后来呢？
胡锦涛在美国暴光未成失去了一个机会，随后事情即发突变(五月上旬陈敏的冤案)，加拿大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就越来越被动了。从胡锦涛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失去了亲自暴光的机会，我的事情对他就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功高震主，还有可能损害他的威信，影响他成为“核心”。从这点上来说，在我的事情上，他其实跟布什有着“共同利益”。
这样，中央高层围绕着我的事分成了两派。“胡系人马”对我能否浮出台面不甚关心、甚至暗地里阻挠；“江系人马”当然是挺我的。我是在八月底隐约看出中共高层的不和的。布什政府当然也看到了，而且他们是决不会放过这种弱化或者分化中国政府的机会的。
不难想象，我在这边的作为也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互动和中共内部的互动。我可以用我８月２０日的博客作为例子。这个博客的背景是这样的：别人可能早就注意到了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两个错误解读之间的“天大巧合”，但我是在蒋国兵案发生后的七月底、八月初才意识到这个巧合的。我一方面知道我能解释些什么，甚至知道要分两部分来解释。另一方面，对这个“天大的巧合”本身，我当时认为是没法解释的；而我又是一个理性的人，没法解释的东西会让我觉得不踏实。这种不踏实在我８月２０日的博客中流露了出来。其实，我所写的全都是事实。
第二天，布什总统亲自给胡锦涛打电话。布什这通电话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告诉胡锦涛，他们可以基于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结成统一战线。这可以从中美双方对此次通话内容的不同表述中看出。中方的报导强调的是“加强经济对话、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根本没有提及北韩核问题。布什是主动对媒体爆料：“我与胡锦涛谈到，应该携手向朝鲜领导人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有比继续开发核武器更好的事情可做。”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段话的真实涵义：他们要“携手”对付的对象不是朝鲜领导人，而是我。(将我比作金正日，是由来已久的，详情请参阅我的博客。)布什当然不知道我是在八月初才意识到那个“天大的巧合”的，这个博客仅仅是我的解释的第一部分，所以他还以为我是在“玩弄”核武器这个话题。要知道，那段时间朝鲜在核武器问题上是比较安静的；反而是在布什总统对胡锦涛说了这番话以后，媒体才开始炒作金正日将会为核武问题而访问中国的假新闻。
意外的是，这一次布什政府对我的文字的过分解读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好的发展。我先是听到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助理国务卿希尔多次强调中美合作不是“零和游戏”，后来中美又建立和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这次胡布通话以后，布什还同胡锦涛通过两次电话，而且都是在胡锦涛大位不稳的时候打的，以此表示支持吧。
问：上面说的是布什主动帮助胡锦涛；那有没有胡锦涛站在布什立场上说话的情形呢？
答：有，而且很多。我举几个例子吧。
一，冼岩(胡锦涛)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的文章《有一种声音，可以刺破苍穹》是对我１０月２７日博客的回应。那些用他们老道的政治眼光读我博客的人，会得出我想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暴光的错误结论。冼岩文章中有三点可以提一下：(1)“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当年名声雀起也源于对当时社会现端的深刻批判。”这里将我跟马克思相比，是想利用西方一些人对马克思的成见来引发大家对我的恐惧。(2)“当所有人都被主流理论告知、当大多数人已经相信皇帝穿着漂亮的新装时，《大路》就是那个小孩，喊出了一声‘事情并不仅仅是你们说的那样！’”将我比作“道破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源自于我写于２００４年的第一篇报告，冼岩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经常用这个比方。(3)“在信息时代，话语掌控者克服恐惧的最好方式不是批判与封杀，而是不予理睬。”胡锦涛在告诉他的美国同盟：我们都是话语掌控者，我们不要怕，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理他！
二，冼岩(胡锦涛)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的文章《解剖何祚庥这颗榆木脑袋》至少对我有三处攻击。(1)题目里的“榆木脑袋”是说我的脑袋有问题--这一点跟他２００７年２月５日的文章差不多。(2)开卷语“揣着明白装糊涂”及“揣着糊涂装明白”是说我故意装糊涂--跟前一天加拿大国家邮报专栏作家ＡＮＤＲＥＷＣＯＹＮＥ对我的攻击一模一样。(3)“精神层(原)子弹”无非是说，我引用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是为了表达核战的意思，这完全是布什政府的错误解读。当然，通篇文章就是想给我捣浆糊，因为他看到美国中期选举的日子逼近，而我的博客还没有什么动静，他可能以为我还在写。这篇文章就是来搅乱我的思想的。
三，冼岩(胡锦涛)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文章《弗里德曼去了》是专门针对我几个小时以前才贴出来的博客《加拿大，操纵者的天堂》(英文)来吓唬我的。我的这篇博客记录了我当天在法庭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指出，即使在加拿大这么一个民主国家里，其民主和法制也有不少猫腻--这正是张东岳案得以被掩盖至今的根本原因。(1)冼岩题目中的弗里德曼应该理解为纽约时报的那位著名专栏作家；该专栏作家在那段时间对我的状况很关注，甚至流露出为我暴光的意思。冼岩的这个题目无非是说，因为我攻击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弗里德曼是不会帮我了。其实，我并没有全盘否定加拿大的民主制度，我写的博客全都是事实。(2)“道破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处境总是不妙”。见上面第一例。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吓唬我，说我在北美这边更孤立了，处境不妙了。(3)“正如人类在宇宙大自然面前总显得渺小一样，一切思想在现实面前也终究是渺小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我虽然有思想(我的一些观察和观点受到包括布什在内的几个国家的政要的关注和接受--详情参见我２００６年１1月2４日的第一篇博客--因此冼岩经常会或多或少地带着点嫉妒用思想家一词来描述我)，但我在现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将无立身之处！
四，冼岩(胡锦涛)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的文章《一個讓所有宗教徒都無法勇敢面對的問題》的中心问题就是：“你怎麼知道你所信仰的對象是上帝（正神）而非撒旦（魔鬼）？”言外之意，“信神的風險極大”，我应该放弃寻找我的上天；即使我找到了我的上天的话，也难以保证我找到的不是个魔鬼。真是匪夷所思！
问：我知道你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但你还没有说到胡锦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呢。
答：在冼岩(胡锦涛)的文章中，有很多地方流露或显示了胡锦涛对其“核心”大位的欲望，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仅以冼岩(胡锦涛)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日的文章《“文艺复兴”没自由派的事》为例。这篇文章标题的涵义很明白：由于你在外空试验上的不合作，你就是个自由派(以前曾说过我是左派)。中华民族的复兴没你的事，别幻想着什么第五代、第六代了吧！
下面这一段话很能揭示胡锦涛内心关于政治改革的真实想法：“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笔者不久前在《俞可平为胡锦涛解套》一文中，曾猜测17大有可能启动有限的政治改革。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上述判断似乎过于“乐观”，因为笔者找不出执政集团需要在近期内启动政治改革的理由。”《俞》文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前发表，而这两个星期以来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胡锦涛由濒临下台到重新坐住大位(因为“江系人马”主导的外空试验在政治上遭遇的挫折)。可见，胡锦涛一旦觉得自己的权力巩固了，就根本不会有政治改革的念头。
顺便提一下，俞可平关于民主的原文发表在中央党校的刊物上，应该不会是胡锦涛的旨意。
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等以后有机会再写吧。我的博客：jyu1.blogspot.com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补记：
我今天对上面这个博客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做两点说明。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披露中国外空试验的内情，以正视听。我之所以知道内情，是因为我的第五代接班人的“角色”。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我在文中用的这个引号，因为我的所谓“角色”完全是被动的。由于本文记述的是中国政府和我之间的“互动”，有关我的言行的解读很自然地就应该理解为中国政府(或中国政府中某个派系)的解读。虽然我在本文中多处用了“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从胡锦涛个人的角度来说”等条件语句，但为了行文简洁，我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这么说。因此，除了我在文中有特别说明(如布什政府对我的文字的解读，或我自己强调的正确解读)，本文中有关我的言行的解读都应该理解为中国政府(或中国政府中某个派系)的解读。当然，我在以前的博客中对我自己言行的动机和正确解读已用英文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参阅。
至于文中提到的中国政府为我暴光的可能性，我的看法是：由于我长期以来过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我对任何人或组织为我暴光都是欢迎的，而且越早越好。当然，我最希望的是由加拿大的人或组织来暴光，因为说到底，张东岳案和我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加拿大的事。我其次最希望的是由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人或组织来为我暴光，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事情演变成中加之间的一场外交风波。这是因为，如果我的事情演变成中加之间的外交风波，张东岳谋杀案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悬案。要知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为张东岳伸张正义更重要了。(当然，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意识到避免战争比伸张正义更为重要，所以我不惜主动将我的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的“角色”部分暴光；虽然从那以后我的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但我并不因此而后悔。)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２日补记：
由于这篇博客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我对有关政改的看法一带而过。最近我重读了其中有关西方民主的段落，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西方民主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具体国情中，它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行之有效，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并不一定就能行得通。实际上，非西方国家完全照搬西方民主而取得成功的寥寥无几。在中国，照搬西方民主更是肯定行不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民主一般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是一种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模式。如果考虑到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它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样子用的时间实际上更长。想将西方民主完全照搬到中国是不合实际的。但是，西方民主中某些做法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我在文中写这段话的本意。
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提法是科学的、理性的，也指明了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它预示着中国的民主发展将会为中国带来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治理体制，也必将为人类文明贡献出又一朵绚丽的奇葩。
